近年,选择经桡动脉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在日本等一些国家和我国少数几个心脏中心是常规途径,但由于股动脉穿刺及操作过程相对容易,大部分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仍选用股动脉途径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我们将2005年8月—2006年3月收入我院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的患者分为二组:桡动脉组和股动脉组,通过比较二种动脉入路在血管及穿刺部位并发症的发生、术后躯体不适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的利弊,评价桡动脉途径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的优势,为广泛开展经桡动脉途径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提供依据。
1 临床资料
随机选取2005年8月—2006年3月经桡动脉途径和经股动脉途径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的患者:桡动脉组32例;股动脉组78例。
1.1 病例选择 桡动脉组入选标准:凡是没有桡动脉途径禁忌证的患者均可入选。桡动脉途径禁忌证:①Allen试验侧支循环异常;②有上肢动脉闭塞性疾病;③预计需要大号导管(≥8F);④有雷诺病;⑤Buerger病;⑥桡动脉为CABG和透析备用血管。股动脉组入选标准:股动脉是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最常选用的入路血管,但严重主动脉-髂动脉疾病、心功能不全尚未完全纠正、严重肥胖等患者不宜行股动脉途径进行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二组患者的年龄、性别、
冠心病类型(包括不稳定心绞痛UAP、心肌梗死、稳定心绞痛AP)、支架植入术例数、常见并发症(包括
糖尿病、
高血压)等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2 手术方法 桡动脉组:右侧经皮桡动脉穿刺33例,其中穿刺失败1例(后经股动脉穿刺成功),鞘管为6F鞘管,其中冠脉造影18例,占56.25%;PTCA 14例,占43.75%。股动脉组:右侧经皮股动脉穿刺78例,鞘管为7~8F鞘管,其中冠脉造影35例,占44.87%;PTCA 43例,占55.13%。
1.3 统计学方法 将所收集的数据用SPSS10.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表1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略
结果1)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术后血管及穿刺部位并发症主要有血管迷走反射、出血、皮下血肿、动静脉瘘、动脉夹层、深静脉血栓形成,假性动脉瘤、血栓栓塞等。本组资料中,股动脉组发生皮下血肿4例,动脉夹层1例,血管迷走反射1例,总发生率为7.7%,其他并发症未见;桡动脉组未出现血管及穿刺部位并发症,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冠脉造影和介入治疗术后,尤其股动脉组术侧下肢需严格制动24~72h[1],长时间卧床可给患者带来诸多的躯体不适,一般包括腰背疼痛、
失眠、排尿困难、食欲下降、腹胀、
便秘、术侧肢体疼痛(包括腿痛和上肢肿胀)、烦躁等,二组术后躯体不适情况比较见表2。
表2 二组术后躯体不适情况比较(略)
通过表2可以看出,桡动脉组各种躯体不适的发生率均低于股动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桡动脉组术后心理状态较股动脉组轻松平静;但桡动脉组术后穿刺部位上肢出大,管壁可见数层平滑肌细胞。这些血管的内皮细胞不与CD105抗体发生反应或仅有微弱反应,着色强度明显低于新生血管的内皮细胞。CD105单克隆抗体在对照组的血管内皮呈弱阳性表达或阴性表达。实验组MVD为(169.51±33.2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8.49±10.8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4.760,P<0.001),说明血管生成在
大肠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2 免疫人VEGFMab染色结果及其与大肠癌组织新生血管MVD的相关性分析 本组60例大肠癌组织中的VEGF表达阳性48例(80%),阴性12例;而正常对照组织的VEGF表达阳性6例(10%),阴性52 例;二组VEGF阳性表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9.394,P<0.01)。VEGF的阳性表达与CD105标记的MVD有密切相关性(r=0.692,P<0.01)。
2.3 大肠癌新生血管MVD及VEGF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见表1。以抗CD105为新生血管标记物测得的大肠癌MVD及VEGF的阳性表达例数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大小及分化程度无关(P>0.05),而与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Dukes分期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实验组MVD及VEGF阳性例数与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 略
3 讨论
肿瘤检测的标志物已从肿瘤细胞表面分子进展到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领域,如血管新生等。CD105是近十几年来才被发现并经大量实验研究而逐渐认识和了解的一种TGF-β类受体复合物成分,为Ⅰ型完整膜二聚体糖蛋白[2]。研究表明,CD105是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标志,与总内皮细胞标志物如CD31、CD34及Ⅷ因子等相关抗原不同的是,CD105更经常并且更强烈地表达于激活的内皮细胞和正在参与血管形成的内皮细胞上,如愈合中的创口、
银屑病皮肤、胚胎组织、肿瘤的血管内皮,特别可优先表达于增殖状态的肿瘤组织血管内皮细胞(即新生的血管内皮细胞)上,而在正常组织的血管内皮细胞上无表达或低表达。而总内皮细胞标志物,如抗Ⅷ因子抗体,它可以高度敏感地着色大血管内皮细胞,但对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却只有不恒定的和局部的着色,更有一些肿瘤组织微血管内皮细胞对Ⅷ因子根本不着色。由于CD105对处于血管生成过程中的小血管内皮细胞染色具有高度敏感性,而对大血管内皮细胞着色并无显着特异性,而肿瘤组织又与微血管的生长关系密切,恶性肿瘤血管生成的数量是通过测定其MVD而被评估[5],肿瘤的MVD与肿瘤的生长、转移及预后有密切关系,肿瘤中血管的定量被认为是一种重要而独立的预后指标。VEGF是很强的促血管生长因子,对肿瘤的血管发生起决定性作用[6]。在肿瘤血管生长因子中,只有VEGF直接刺激内皮细胞分裂增殖,能够调节内皮细胞的多重功能,如有丝分裂、血
管通透性、血管紧张性及作用于血管的分子产物,最直接参与诱导肿瘤血管生成[7]。Arii等[8]认为VEGF是一种最有效的血管形成分子,VEGF在肿瘤内及肿瘤周围诱导新生血管的形成,并通过增加血管通透性而有利于肿瘤细胞侵入血管,增强癌的转移能力,故认为VEGF也是与肿瘤转移和预后有关的一种分子。许多研究表明,VEGF的表达与肿瘤的MVD成正相关。本研究发现,CD105测得的MVD及VEGF的表达在实验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实验组MVD及VEGF的表达与性别、年龄、肿物大小及分化程度无关(P>0.05),而与远处转移有关(P<0.05),与淋巴结转移及Dukes分期有关(P<0.01)。本研究还显示:VEGF的表达与CD105测定的MVD有密切相关性(r=0.692,P<0.01)。本研究印证了CD105和VEGF可以作为大肠癌新生血管有价值的标志物,对于肿瘤的治疗将从针对肿瘤细胞扩展到肿瘤的新生血管,因此,CD105也可以作为抗血管生成治疗的靶点。目前应用CD105抗体进行免疫及放射免疫治疗肿瘤还不成熟,免疫治疗应用基因反义技术阻止肿瘤组织血管起源性内皮细胞表达CD105来抑制微血管生成,从而阻断肿瘤的浸润转移将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同时将化疗药物整合到单克隆抗体上进行抗肿瘤靶向治疗,降低了化疗药物对人体的不良反应也具有重要意义。